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创新的理论。探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对新时代的实践基础、理论增量、实现机制、重点领域等进行具体分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理论之源；以既有理论为观照，多种形式展现新的增量；以问题为中心，在总结经验中升华；以任务为重点，聚焦于治国理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机理。

作者：陶文昭，开云体育app官网下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研究”（21ZZD001）。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新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实现理论创新的时代，在总结历史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机理，在把握规律中进而更自觉地推进理论创新。

一、理论创新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理论作为社会意识从根本上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脱离实践讨论理论创新，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泥沼。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经学，而是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形成的基础在于人民的实践，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也在于人民的实践。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实践是理论之源。源是源头、本源之意，“源头”是理论形成的出发点，“本源”是理论内涵的基因。要不要进行理论创新，要什么样的理论创新，都只能从实践中出发，由实践来回答。

第一，实践决定理论创新的必要性。理论创新不是主观的、随意的，之所以需要理论创新，是实践提出了新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6]。面对新的实践，如果既有的理论失灵，就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实践、指导实践。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逻辑推演出来的，而是解决实践问题中凝练创新出来的。实践不仅提出是否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提出需要什么样的新的理论，不仅为理论创新提供动力，而且为理论创新指明方向。脱离了实践，理论创新就变成了观念的运动，似乎可以随时进行理论创新、随意进行理论创新、想创新什么就创新什么，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真理之光穿越时空。1818年5月5日，德国小城特里尔，一代伟人马克思诞生。200多年后，高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火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亿万人民书写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这是2018年5月3日在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内拍摄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第二，实践提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能不能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否正确，也不是主观的。之所以能够理论创新，是实践提供了基础。实践中揭示了问题，积累了经验，通过总结提炼上升为新的认识，促使理论向前发展。只有推进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新的认识是否正确。还要看到，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创新主体所为，而创新主体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理论创新的能力。

第三，实践制约理论创新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7]；空想社会主义“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8]。实践不到位，理论也不可能到位。“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理论创新不是独立于时代之外，而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之中。过于超前的理论，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

理论创新反映实践变化。实践发展变化了，理论也要随之变化。但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两者之间不是机械地对应，也不是同步地对应，而是多线的、复杂的关系。就实践来说，存在发生变化和不发生变化两种情况；就理论而言，存在实现了创新、没有实现创新两种结果。实践的两种情况和创新的两种结果，有四种排列组合：第一种情况，实践发生很大的变化，提出了巨大的理论需求，理论满足了这种需求，出现了巨大的创新；第二种情况，实践发生很大的变化，提出了巨大的理论需求，但理论没有满足这种需求，没有创新或创新不够。第三种情况，实践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没有提出迫切的理论需要，但理论对既有的实践认识深化，出现了理论创新。第四种情况，实践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没有提出迫切的理论需要，理论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这四种情况都是可能存在的。第一种、第二种情况说明，实践提出了巨大的理论需求，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性，但不一定是现实性。第三种、第四种情况说明，实践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但积极的理论探索也能出现一定的理论创新。由此可见，理论与实践之间，既有理想化的互动，即客观变化引发主观创造；也有不理想的互动，即主观创造跟不上客观变化；还有脱节的情况，即主观不能反映客观。这些情况都有历史的例证。例如，就良性的理想化互动而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实现了巨大的理论创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反情况也不少，如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者顽冥不化，思想僵化与实践落后两者恶性循环。

新时代伟大实践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巨大变化，是由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是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决定的。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时代。新时代以巨大的时代空间提出巨大的“时代之问”。在国际，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10]。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大变局提出了宏大的“世界之问”。国内国际相互作用、共振叠加，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正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时代变化的幅度、实践变化的幅度，无疑是衡量理论创新的重要尺度。在这个伟大时代、伟大实践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1]。

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理想互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2]。我们用“新时代”这样富有历史感的词汇来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方位，比之“新阶段”“新特点”等更能赋予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国际格局的变化，比之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变化还要大，回答“百年之问”也寓意理论创新的世纪尺度。历史上，每当大的历史变化时期，都是理论创新的活跃时期。大变革时代，往往是理论大创新的时代。时代变迁的越大，实践提出的问题越多，理论创新就越大；实践越复杂，理论创新就越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创实践新局面，谱写理论新篇章，以巨大的理论创新回应了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创新，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理想化互动。

二、理论创新的增量

新理论与既有理论的关系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问题。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既有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是在与之关联紧密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三种资源的基础上，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实现了新的增量。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参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所当然首要的、主要的参照系，就是业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来说，就是包括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属于我们所讲的理论创新之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丝毫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述社会主义制度时，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种根本制度。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要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是训诂式的，而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及前瞻将要做的事情，进行新的应用、新的思考、新的发展。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禀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创新是在不忘“老祖宗”的基础上，超越“老祖宗”。

二是以其他理论为参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外，还有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它们之间，从内容到话语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提出的新观点在其他理论体系都没有，当然是理论创新。比较复杂的一种情况是，理论创新的一些观点，在其他理论体系已经存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过去没有明确出现过，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创新。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是这样，今天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时还是这样。因此，借鉴其他理论的成果，将之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借鉴不是嫁接，更不是照搬。简单的理论嫁接，尤其是简单照搬，既是理论不自信的表现，也是理论不自主的表现，当然也就不能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列。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新”，还有创新程度、增量大小的问题。定性的分析是看比之以前有没有增量，定量的分析则是看比之以前有多大的增量。理论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13]。但很明显，各种不同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是不同的。理论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层次创新和一般层次创新。高层次创新，也是深层次创新，是基本原理上的创新，基本观点和重大观点上的创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新。一般的创新是低层次、浅层次的创新，是具体观点的创新，具体方法的创新。理论体系中高层次、深层次的东西属于“道”，具体观点和政策属于“术”。“道”是“术”的遵循，“术”依“道”而立。两者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一样，创新的意义当然不一样。

二是系统创新和局部创新。系统创新是创立新的独立的体系，使得大的理论体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跳跃性的发展和变化。局部创新或是本身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或只是对既有体系进行局部甚至细微的变化。依次而降，由系统创新到面上的创新、再到点上的创新。

三是原创性创新和非原创性创新。原创性是前所未有的新原理、新观点，是根据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而提出来的。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就是这样的创新。重大观点的原创，是稀有而珍贵的。说稀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完整性、连续性，如果一个理论体系经常出现重大的创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理论体系还很不成熟。说珍贵，重大的原创往往带来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变化。重大原创性创新，往往带来如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非原创性创新，是对既有体系的完善，对既有观点的深化。这些对既有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工作，是理论创新的最常见的方式。

四是内容创新和话语创新。内容创新更为根本，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话语创新也是极其重要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中国化、时代化主要涉及内容。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话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于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任务、突出解决“挨骂”问题的中国，话语权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综合以上，高层次的、系统性的、原创性的创新，其创新的程度和幅度最显著，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理论创新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很多重要观点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第一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第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第一次，乃至是既有理论表述中的第一次。这包括但不限于：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重大的观点回答和解决了新时代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回答和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回答和解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对世界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回答和解决了全球治理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对世界治理的原创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4]这些原创性重大观点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全面、丰富、深刻。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高层次的创新、深层次创新。“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中，有许多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重大创新。这一系列带本质性、原理性的思想观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梁八柱。这一思想也包括大量的具体观点、具体政策、具体方法的创新，显得枝繁叶茂。

第二，这一思想构成新的理论体系，是系统性的创新。“十个明确”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等等，建构了新的理论体系。

第三，这一思想具有原创性创新。“中国梦”“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我革命”“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全新的观点，也是人类思想宝库的最新财富。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15]。这一思想也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创新，包括对既有理论的完善、丰富等。

第四，这一思想还有大量的话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展现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理论风格、语言风格和表达风格，非常大众化、接地气，既有政治高度，也有理论深度，还有亲民温度。

三、理论创新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何实现，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理论创新的自觉，勇于理论创新是善于理论创新的前提；二是理论创新的途径，理论创新不是单打一，多种多样的途径才能结出丰富多彩的成果；三是理论创新的方式，把握规律中有效地实现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自觉。无论客观形势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无论社会实践提出多少理论创新的需求，无论创新主体积淀了多高理论素养，这些都只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不是理论创新的现实性。理论创新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生，从来都是主观努力的结果、主动追求的结果。有没有理论创新，需要主观努力；有什么样的理论创新，也取决于主观努力。恩格斯曾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6]。理论创新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创造过程，需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自我革命的勇气，需要有统揽历史大势、破解时代难题的智慧，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具有理论创新的自觉，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指出“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也永无止境”[17]；“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18]；“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9]。从客观上看，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主观上看，“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多种途径。

一是回答新问题的理论创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1]。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在聆听时代的声音和回应时代的呼唤中，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中找到解决之道，是推动理论创新正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在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2]。新时代我们党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实现了巨大的创新。

二是总结新经验的理论创新。虽然实践是理论之源，但实践直接提供的并不是理论，而是作为理论材料的经验。通过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是理论创新重要的途径。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24]，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推进各项工作，根本上要靠实践出真知，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从而构建新理论。向实践学习，与向人民群众学习是统一的，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决策、形成正确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总结经验也包括其他国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当下中国的理论创新，重在向内看，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重大课题，还要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全球化时代各国治理相互关联，有一定的相同和相通之处，汲取其他各国的经验教训对理论创新也是有益的启示。

三是借鉴外部成果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理论创新也是重要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25]。理论创新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聚成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理论创新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理论创新的有益滋养。大海不拒细流，故能成其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有利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四是批判中的理论创新。批判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6]。不破不立，“破”与“立”是辩证统一的，在“破”中“立”是重要的途径。尤其是在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锋、社会思潮多样多变的形势下，面对错误思潮传播渗透、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捍卫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批判。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驳斥、对各种谬误进行澄清，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去伪存真、激浊扬清、弘扬真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注重学理性，又要注重战斗性；既要理直气壮加强正面灌输，又要旗帜鲜明抵制错误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尊重规律。科学地进行理论创新，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理论创新。

一是充分利用理论创新的多种途径。既然理论创新具有多种多样的途径，我们就要充分利用每一种途径，发挥每一种途径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创新特点，遵循创新规律，既奇思妙想、‘无中生有’，努力追求原始创新，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善于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既甘于‘十年磨一剑’，开展战略性创新攻关，又对接现实需求，及时开展应急性创新攻关；既尊重个人创造，发挥尖兵作用，又注重集体攻关，发挥合作优势”[27]。虽然这些讲的是科技创新，但对理论创新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二是注重理论创新的聚合协同。实践中的理论创新都不是单打一，而是复杂的综合性活动，要让各种创新形成合力、汇聚洪流。比如，没有问题意识不行，仅有问题意识还不够。解决直接的、具体的、短期的问题，往往侧重于“术”；而那些抽象的问题、宏观的问题、长期的问题，则指向于“道”。国家治理是“术”与“道”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能让理论创新更科学、更周延。

三是坚持理论创新的辩证方法。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是理论创新最常用的方法。坚持和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但坚持和继承不是照搬照抄。发展和创新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原有理论的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认识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28]。中国巨轮行稳才能致远，稳中求进是我们的工作总基调。这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

四是把握理论创新的契机。理论创新不是匀速的而是波动的，是一个积累与飞跃、连续和中断的不断交替的过程。经济发展有“隔几年上个台阶”之现象，理论创新也是这样。库恩曾指出科学发展一般经历四个时期：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无疑是创新的关键时期。科学创新也是理论创新的观照。只有时代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实践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理论创新孕育了新的突破走向高潮。那种随时随地都在创新、各个方面创新齐头并进，即以全面的、匀速的观点看待理论创新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四、理论创新的重点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找好着力点。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不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是既有需要也有可能，符合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中，当代中国要突出解决的问题主要在建设方面。从必要性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样代替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革命问题，中国已经解决，尽管在世界范围还没有完全解决。没有取得革命胜利国家的问题，要靠这些国家自己去解决。对于建设问题，总体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紧紧围绕这个问题作出巨大的贡献，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从可能性来说，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最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最有资格、也的确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29]。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但是，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30]。这其实说的也是当今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聚焦点是国家治理方面。国家治理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31]。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取得胜利，如何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理论设想和预测。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但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完全展开，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探索；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并最终导致剧变解体。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长期发展和稳定的奇迹，说明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必须突出地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改革后半程的主要任务，是实践的着力点，也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生长点。

新时代理论创新在主攻方向上取得了巨大成果。“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32]。就理论创新广度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之中。就理论创新深度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原创性，说出了很多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阐明了许多前人没有阐明的道理，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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